陶行知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三大不朽贡献

胡国枢

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，也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、社会活动家，著名的大众诗人。他从爱国主义、自由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，对中国革命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贡献。他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是教育，但并非孤立地限于教育。他在教育事业上，作出了三大不朽的贡献。

一、倡导生活教育运动，创办了许多第一流的学校，培养了大批人才

陶行知在一生中，亲手创办或经他推动，陆续办起了以生活教育为指导思想的许多当时堪称一流的学校。洪波所及，影响了许多地方，唤醒了许多青年，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与各种专门人才，在黑暗的旧中国，建立起了几处短暂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小小的民主乐园，为改革旧教育作出了示范，为建立新教育展示了无穷光明的前途。这里仅举他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环境中亲手创办的三所著名的不同类型的学校：晓庄师范、山海工学团与育才学校为例，就不难看出他的突出的成就。

晓庄师范的诞生，给南京农村平添生机，给茫茫黑夜点起了一盏明灯，正如他所写的诗歌所唱的“老山劳，小庄晓，新时代，推动了”。它给人以一种旧教育所完全没有的新鲜感觉。师生们住的是自己动手兴建的泥墙草顶的茅舍，穿的是短衣布鞋或草鞋，师生员工打成一片，图书馆取名为“书呆子莫来馆”。礼堂命名为“犁宫”，门前的大柱上写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”，下联为“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”。操场、游泳池、教室等也全部由师生们自己建造。因为它是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，陶先生提出的目标是“农夫的身手，科学的头脑，艺术的兴趣，改造社会的精神”。学校本部为“后方”，分布在各个农村的中心小学为前方。学校以中心小学为中心，而中心小学以农村生活为中心。三者结成有机的整体。全体同学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各中心小学担任老师，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实行教学做合一。学生一面完成教学任务，一面联系学生家长，与农民广交朋友，成为改造农村的一员。在“后方”的同学，结合教学实际，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系统知识。前方后方联成一气，师生农民休戚与共，亲如家人。农村兵匪为患，师生们组织联村自卫队。农村疾病流行，师生们开展防疫活动……他们还支援城里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。经过两三年努力，学校逐渐发展，除普师、幼稚师范两院外，办有中心小学8所，中心幼稚园5所，民众学校3所，中心茶园2所，乡村医院1所，联村救火会1所，中心木匠店l所，石匠工厂1所。晓庄的蓬勃气象，给中国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，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生活教育运动的骨干，为革命输送了栋梁之材。晓庄师范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中国革命之花。

有“浙江的晓庄”之称的湘湖师范，也是陶行知亲自设计，并派晓庄师范的学生去担任校长、指导员，在推行生活教育、培养乡村教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苦心栽培的又一颗硕果。山海工学团又名山海实验学校。当时正是“一·二八”以后，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，宝山与上海之间的郊区有许多农民子女无钱进学校，陶行知提出了“工以养生、学以明生，团以保生”的原则，把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，—边劳动一边学习，同时关心国家大事，组织人民进行反帝、反封建的斗争。这正是他说的“穷人用穷办法办穷教育”“用民众动员教育并用教育来动员群众”。就这样按照行业办起了如报童工学团、棉花工学团、种稻工学团。按照地区办起了晨更工学团、萧场工学团等许多工学团。工学团的组织使生活教育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形式，把学校、工厂、社会打成一片，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雏形，更是当时一个学习型组织，意义十分重大。工学团对旧社会无权享受教育权利的劳动群众来说真是天大的福音。以山海工学团为核心的各工学团，在1932年至1937年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，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恢复与发展，也取得一定成绩。

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晚年心血的结晶。这是按照生活教育理论、重视人才幼苗培育而办起的一所难童学校。在校内推行民主管理，师生互相尊重情同手足，不称老师而称“大哥大姐”。学校分设了类似系科的自然、社会、音乐、绘画、戏剧、舞蹈、文学等7个组。利用当时重庆抗战后方的人才优势，聘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如音乐家任光、贺绿汀、李凌，戏剧家章泯、水华、舒强、刘厚生，舞蹈家戴爱莲，美术家陈烟桥、张望，诗人艾青、力扬等担任各组领导与教学工作。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翦伯赞、田汉、何其芳、许士祺、徐迟、姚雪垠、吴晓邦、盛婕、叶浅予、黎国荃、赵丹、萨空了、陆诒等来校兼课或讲学。人才济济，极一时之盛！各组除有文化基础课作共同必修课与专业理论课外，强调社会实践，根据不同的特点，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队，走向社会，使青少年、儿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，从小培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如社会组织时事报告会，演出配合形势宣传的活报剧；绘画组提出“为老百姓画、画老百姓、到老百姓中去画”的口号，画了许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画；音乐组、戏剧组、舞蹈组经常开演出会，曾在重庆演出《抽壮丁》《升官图》《小主人》《茶馆小调》《你这个坏东西》《朱大嫂送鸡蛋》《兄妹开荒》等进步节目。育才学校成了一支活跃的抗日救亡宣传队。在办学8年中，造就了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与各类艺术人才。许多人称这是“古庙里的奇迹”，要把校址古圣寺改为“陶圣寺”呢！

在抗战中，陶行知又以生活教育思想办了重庆社会大学，培养了一批有志青年，积累了丰富经验。

从创办上述学校事例中，我们不难看出陶行知办学的风貌与精神，他为人民教育事业、为青少年的培养树立了丰碑。

二、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，在教育史上开启了新的篇章

陶行知在倡导生活教育运动中，形成与发展了崭新的教育理论体系：生活教育理论。这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生活教育理论是以社会生活为主体、实践为中心、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，主张“给生活以教育，用生活来教育，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”，它是多层次、不断发展的、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。

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。它要求对旧中国的传统教育，从指导思想、制度、内容、形式以至教育方法，进行全面的、系统的改造，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：一是使把人当作奴隶来训练的劳心与劳力、治人与被治对立的、只为“小众”效劳的封建教育，根本转变成为人民大众服服务的人民教育；二是使脱离生活、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，以培养“书呆子”为能事的“死”教育，根本转变成为教育与生活结合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以培养能“征服自然、改造社会”的能人为目标的创造性的“活”教育，使教育转移到“生活”的轨道上来。对“生活”的理解不应是狭义的，它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实践活动的总和，诸如生产活动、阶级斗争、科学实验，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化艺术活动，甚至人类延续生命、生男育女、卫生延年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广义概念。生活教育运动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生活教育理论要求建立理想的学习型社会，实施全社会的、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制度。这种教育制度，使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生都有受教育的机会。“是以青天为顶，大地为底，二十八宿为围墙，人类都是同学”“人类都是先生，而且都是学生”。“新世界的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”。对每个人来说“生活教育与生俱来，与生同去，出世便是破蒙，进棺材才算毕业”。这就要求对全社会的教育进行全面设计，把社会办成大学校。“社会即学校”，不是要取消学校否定教育，而是相反，要把不是学校的社会每一角落也办成“学校”，强化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。一方面要求各行各业、各个单位、各个部门，按照“生活即教育”的原则，都办成不同特色、不同内容的“学校”(工学团)；另一方面，把已有的“学校”按照生活教育理论进行改造，使它成为社会大学校中担任特殊职能的部分。在这样的大学校里，人民是社会的主人，也是教育的主人，能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受到与自然、社会进化、生活进程和与身心发展相协调的不同的教育。

生活教育理论也是教育方法论。它要求改变落后于时代、与实践脱节的反科学、不科学的教育方法，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、科学的、合乎时代进步的“教学做合一”。以“教学做合一”的原则为指导，改进教学法。“教学做合一”是以生活为中心，“怎样做，就怎样学；怎样学，就怎样教”“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，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”，从而从根本上治愈“学非所用，用非所学”的传统顽症。“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，亦是教育法”。对“做”也不能作狭义的理解，而应把它放到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去，这样为“用”、为“做”、为“生活”服务的知识，也就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工艺知识，而是包括应用科学、掌握信息，以及不同层次的基础理论在内的系统的科学知识。为了“生活”，为了战斗，为了利用自然而去读书，“在生活教育的原则之下，书是有地位的”。生活教育理论摆正了理论与实践的位置，搞对了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。

生活教育理论是要求把发展教育与社会改造作出全面规划、统一部署的系统的科学理论。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整体、作为系统的教育学说，与一切旧的教育学说的区别，在于它把教育与生活作统一的对待，它的总要求是“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”。从此教育再不是少数人包办、少数人所专有、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，而成为真正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了，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无法分离的部分。另一方面，生活教育重视环境对人的教育、影响、感化作用，要求把生活环境、社会制度的选择与改造作为人的培养、教育的前提与基本内容。“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”，这样，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教育成为密不可分的事，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辩证地统一起来了。

生活教育理论要求发展、提高人的“生活”本领，“生活能力”“取得现代化的知识，学会现代的技能”，培养“手脑双挥”的“在劳力上劳心”、理论与实践一致、言行一致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，有创造精神的，善于“征服自然、改造社会”的能人、强者。而这种培养目标，又与生活教育理论的最高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它希望人类最后能建设起“无废人”“无阶级”“征服天然势力”的“大同社会”“理想的极乐世界”。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加以理解，这种“理想的极乐世界”，正是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。而它的培养目标与今天我们要培养“有理想、有文化、有道德、守纪律”的人才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。

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它“是随着时代需要的发展而发展”，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，具有时代特色，不固步自封而不断完善着的理论体系。在人民未解放的年代，它是为谋求解放的武器；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后，它是建设新制度、新生活的工具。这是陶行知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，为后世留下的无穷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不可缺少的基石。

三、陶行知纯正的品格，高尚的情操，勇于创造的精神，为后代树立了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万世师表

陶行知的一生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、中华振兴而奋斗不息的一生，是不断开拓，勇于改革，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的一生。他以“捧着—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赤子之忱，怀着“文化为公”“爱满天下”的胸襟和“甘当骆驼”的精神，努力发展人民教育，“为整个民族的利益来造就人才”，披荆斩棘，百折不挠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的爱国情操、创业精神、对人民教育的赤胆忠心，为当代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。这是他的人生价值的真谛所在。

陶行知是一位有理想、有大志、有抱负的人。他在青年时期就立下大志，要改革旧教育，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1924年，他为了推行平民教育，就写过一首《自勉并勉同志》的诗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各自有禀赋，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。多少白发翁，蹉跎悔歧路。寄语少年人，莫将少年误。”后来几十年的实践，证明他就是为着崇高理想锲而不舍、奔走不息、终生奋斗的仁人志士。他自愿放弃优裕生活，率领青年在劳山一片蔓草遍野、荆棘丛生的荒凉地区，艰苦创业，开辟新教育基地，创建晓庄师范，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到上海，也是他临死前不久，当时国家内战危机迫在眉睫，他身处逆境，时有遭暗杀的危险，但他却对中国前途抱着乐观的态度，对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，仍“要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、函授大学、新闻大学、无线电大学、海上大学、空中大学，让整个的上海，都变成学校，让上海五百万市民，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”，真是矢志不渝，坚定不移。

陶行知是一位专门利人、毫不自私的人。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，他总是舍己为人，毫不考虑自己的得失。在旧社会像他那样到外国留过学、有学问、有能力的人，追求个人升官发财是很有条件的，他却视之为粪土，而以为劳动人民多做好事为乐。不仅置自己的名誉地位于不顾，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惜。他常说：“唐僧西天取经，遭遇八十一难，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，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，看破生死就能乐而忘苦。”他从事教育事业都是为了劳苦群众。他克己为群，为了办学总是仗义疏财，如拿出仅有的积蓄1000元办晓庄师范，又把母亲死后的人寿保险金拿出来办山海工学团。创办育才学校，他更艰苦，除了卖字、卖文外，还把当参政员每月300元的车马费也全部献出。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，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，有时连吃饭也发生困难，不得不像他自己说的“两个蟹壳黄(上海语，指大饼)，两碗绿豆汤，吃到肚子里，同享无量福”。

陶行知是热爱人民，“爱满天下”的人。他这样执着、坚定地为改革旧教育、发展人民教育而坚持不懈地工作，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心里装着人民。一切为了人民，是他的出发点与归结点。热爱人民、尊重人民、为人民利益服务，人民至上，正是他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，也是他的教育观。“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，没有爱便没有晓庄。因为他爱人类，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；因为他爱中华民族，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民与工人。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，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，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。”他创办其他学校也同样是爱人民这个大前提出发的，是对人民、对人类真挚的爱的结晶。陶先生这种热爱人民的感情，渗透在他的言行中。他平易近人，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，如他在香港停留期间，除工作以外，最喜欢去苦力和车夫出入的茶楼酒馆喝茶，还常和邻座的劳苦朋友有说有笑，不厌不倦。他还劝说其他人，“既要为劳苦大众服务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，就应当先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，要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，所以必须与他们接近”。正因为他了解群众，群众也喜欢他，他的演讲，通俗而有内容，不但知识分子能够领略，劳苦大众也深受感动。

陶行知对青年、对朋友、对同事总是给予真挚的爱与诚恳的帮助。他的爱并不外露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热烈的表情，而在内心却蕴藏着最大的诚恳，燃烧着火热的感情。如他的学生、共产党员刘季平被捕，他想尽办法筹了一笔钱去营救。又如他对当时在育才学校任教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关爱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翦伯赞后来回忆说：“在抗战几年中，他关心我的生活，关心我的健康，关心我的著作，真是无微不至。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，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，我的近著《中国史纲》第二卷，也是因为他的帮助，……继续付印的。”

陶行知对人类、对人民的爱，特别表现在对待儿童、少年身上。他把保育下一代看作比任何工作都重要。在抗战时期，当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的时候，便决心抢救这些难童，创立育才学校就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个措施。他对孩子们的关心，比父母关心子女还要周到。他关心他们的营养，关心他们的寒暖，关心他们的成长。为了不使他们受冻挨饿，学校得以维持下去，他东奔西跑“乞讨”募捐，成了20世纪的新武训。当然他的学识，他的精神，是大大超过武训的。

陶行知这样热情关心儿童、青年、朋友、别人的时候，对自己的孩子、爱人、家庭却很难照顾到，他教育自己儿子努力学习，到社会大学校中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他甚至很少谈到自己的家庭、爱人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当他因主张民主、反对独裁而在参政会被除名以后，他靠爱人在工厂里工作维持家庭生计，他对人说：“现在，我的内人成了我的外子，我变成了他的内子!”

陶行知也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，他博大无比的爱，并不是无原则的，他有所爱也有所恶。他对人民公敌、对人世间的邪恶，是疾恶如仇的。他曾经对翦伯赞说过：“我什么都不抵抗，只抵抗一种东西——法西斯。”这种爱憎分明、反抗强暴的精神，正是他伟大人格的基础，正是他不朽的源泉。他无私无畏，1946年不顾已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危险处境，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大会上，理直气壮地发表演说：“八天的和平太短了，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！假装的民主太丑了，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！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，制止内战，争取永久的和平！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，反对独裁，争取真正的民主！”他还公开在报上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，翦伯赞打电话要他提防无声手枪，他却镇静地回答说：我等着第三枪！这真称得上是勇者不惧，大义凛然!

陶行知是言行一致，知行合一的人。他用一副名联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作为座右铭，他这样教人，更这样律己。他与姚文采在南京创办安徽公学，当时就确定校训为一个“实”字，求实、重实、惟实。他提倡实事求是、实干精神，坚持言行一致，诚恳朴实。反对弄虚作假，反对伪装做作，反对一切浮而不实。他曾经写过一个童话：百鸟仙子请客，来的都是白鸭、白鹅、白鸡，只有一个乌鸦是黑的。乌鸦受了白鸭等的讪笑，非常难过，就想把自己的黑毛变成白色，费了很大力气，终于变不成功。百鸟仙子开导她说：“身上一根毛，好比那仙草。生来不变色，便是无价宝。莫学丑姑娘，爱搽雪花膏。黑白不均匀，越搽越糟糕。白的固不坏，黑得也很好。你若爱你黑，自然无烦恼。”坚持真理，实事求是，坚持正义，独立不倚，这正是陶行知的处世之道，也是他在反动派淫威面前，不受利诱，不为威屈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出淤泥而不染的根本原因。陶先生之所以能感人至深，成为一代人师，绝不偶然。

陶行知的为人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和谐体。他严肃而认真，活泼而风趣；他有高度的科学造诣，同时又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与创造力，胸襟宽大无垠，做事则严格细密；待人厚而责己严，物质生活极度简单，精神生活非常丰富；广博的世界知识与十足的中国气派；冷静的理智与炽热的感情；对人民的爱与对敌人的恨；简要深刻的箴言与使人笑破肚子的诙谐；……总之，陶先生是一个很完美的统一体的典型。

陶行知的一生，是灿烂的一生。他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巨人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。他的心是一颗赤子之心，是一颗为劳动大众、为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朴素、诚实、光亮和优美的心。他的创造精神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，他的崇高品德，必将继续哺育一代又一代的新人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! 

摘自《陶行知新论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胡国枢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