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行知研究

山海工学团

1932年5月至8月，陶行知先生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发表了《古庙敲钟录》一文，提出要创办一个由全村人民共同管理的学校，以普及教育。

他在文中提出的关于创办工学团的设想，很快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场乡村实现，并取名为“山海工学团”。工学团把工场、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，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，它是继晓庄师范以后的又一个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地。

从山海工学团创办的1932年到1937年，山海地区附近十里方圆内的农村，几乎都成立工学团，视年龄不同、生产不同、性别不同，分别组织了儿童工学团、青年工学团、妇女工学团、棉花工学团和养鱼工学团等等。陶先生及其弟子与农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，教农友科学种田，发动农友修桥铺路、抗旱救灾、发展生产、医治疾病，并提倡婚丧事简办、移风易俗，受到农民极大的欢迎和支持。山海工学团还组织学生即知即传，做小先生、做普及教育的先锋，成绩斐然，影响很大。

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都有人学习推行小先生制，甚至在国外，也有仿效推广的。山海工学团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，也是国难教育的实验基地，许多革命知识分子、学者名流都来山海讲过学，田汉、冼星海、艾思奇、薛暮桥等人都曾来山海讲过学。山海还经常组织师生、农友参加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等活动。

山海工学团的成立，在当时标志着普及教育的新趋向、新方案，也是对学校教育的根本改造。“一村读书者，尽是种田人”的理想，在山海地区得到了实现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。1946年，在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，山海工学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陶先生的不幸逝世，给山海工学团带来很大影响，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仍继续贯彻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，开展普及教育，更为迎接上海和宝山的解放作出了贡献。

1981年10月，根据中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刘季平同志的创导，重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山海工学团。新山海工学团实行“劳动生产、文化技术学习、科技研究三结合”，其实质是陶行知先生活教育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运用、新发展。它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